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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大传媒时代-第二部分
作者:周志懿 日期:2008-7-27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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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自信与包容
万科的王石最近因为不合时宜的几句话,一下子将万科及他本人的品牌推到了谷底;阿里巴巴的马云据称因为捐款额太少迅速成为网民攻击的目标;华南虎事件在各大媒体的关注下喧嚣了一年多时间,网民依然等待在沉默中爆发……因为新媒体的存在,无数曾经无法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人终于找到了发表甚至发泄情绪的渠道。网络民意一次又一次汹涌而来,又呼啸而去……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表达的空间。媒体内容的生产越来越呈现个性化、数字化的趋势,而数字化的后果之一,必然就是媒体的全球化。
试想当奥运火炬在西方遭拒时,全球华人在世界各地的表现可以迅速通过网络向全球展示,中国的80后年轻人可以足不出户,在清华大学成立网站对西方媒体表达严正的抗议。这当然是便利的一面。
但就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任由网络民意的恣虐同样是危险的。作为政府,如何利用、引导、管理好已经和正在产业化的传媒,如何趋利避害,就成了国家、传媒产业管理部门、意识形态工作机会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这个课题也并非中国的特产。在美国,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化与跨媒介化在推进中始终也受到不少非议。在欧洲,随着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化与跨媒介化,公共广播电视如何在数字化时代继续生存下去的讨论成了大部分国家关注的热门话题。眼下全球不同的社会制度正在面对一个同样的议题,那就是如何促使必须靠完全市场化养活的媒体在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也能够考虑和满足社会公益的需求。
在我国,中央提出要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传媒正在此列。据权威消息,政府高层为了落实这一目标,就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全新的思路与举措,可以想像,源自政府的我国媒体管理体制的变革必将跃一个新的台阶。但是,面对数字化媒体的兴起,面对多种传媒形态并存的时代,如何领导传统媒体实现变革以适应和改善新形势下的传播,如何有效引导以数字化媒介为手段进行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信息依然是当务之急。
有人认为是制度漏洞成全了互联网在中国的阶段性成功。事实似乎也的确是如此,过去的几年,我国的媒体政策和新闻制度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传统媒体与所谓新媒体不平等竞争的环境。表面上看,政府曾出台政策限制了网络媒体的新闻采访与首发权,似乎对网络媒体不利。实际的执行结果却是,把传统媒体变成了商业性新闻网站在公共信息采集方面免费或半免费的“通讯员”,更何况,论坛与博客的推出同样为网站提供了大量原创信息,而这是传统媒体所无法做到的。
网络新媒体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并注,有报道称,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同样经常上网浏览民意。可见网络新媒体的确已经成长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它不仅是民众表达民意的途径,网络新媒体的本身就是生产力的体现。原因在于,网络新媒体天然代表着最新的科学技术,代表着各种资本的搏逆。
曾经在网络兴起的初期,管理者试图用“堵”的办法来管理网络舆论。但网络无国界、无边界,事实证明,一味的用“堵”的办法可能适得其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认为,借用大禹治水的思想,对网络新媒体的宜“疏”而不宜“堵”。这里所说的“疏”即疏导、推动、利用。其实这一思想也已经反映到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当中,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纷繁复杂的网络虚拟世界的背后,其实是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主体,是多元的思想汇集,是人。因此,在这个传媒繁荣的时代里,对传媒事业的信任与包容也许更能起到推动传媒产业发展的作用。唯有以“有容乃大”的胸怀作为管理媒体特别是网络新媒体世界的指导思想,唯有以不断创新的精神推动传媒业的繁荣,有强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支撑,有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国的传媒业自然会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强大力量,成为真正的生产力。当然,这需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执政党的自信。